12月2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修訂草案）》二審稿進行了分組審議。

會上，多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對生活垃圾分類相關規定的細節提出建議，比如增加“循序漸進”“獎懲并舉”等原則，以便在實際生活中更好地推行。有委員建議，對戰爭遺留的危險廢物、醫療垃圾也加應以規定；可以從電商開始征收包裝處理費，以約束過度包裝。

此外，有多位委員呼吁可以啟動研究制定環境保護法典，對現有30多部涉及到環保類的法律進行整合，以減少在實踐中因法律碎片化導致的矛盾沖突。

生活垃圾分類按原則實行，建議增加“循序漸進”

生活垃圾分類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今年10月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普遍實行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的制度要求。近期，由上海開始，各地一二線城市已經紛紛制定法規進行試點，開始推行垃圾分類工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高虎城指出，此次審議的草案對進一步健全垃圾分類制度、明確分類原則作了較好的處理和完善。

不過，高虎城認為，在統籌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與處置方面，二者的協調銜接應該進一步處理好。他建議加強分類與處置的統籌規定，進一步扎實推進垃圾分類與處置工作，為各地的試點提供一個可以遵循的上位法。

記者注意到，此次草案中第42條增加規定：生活垃圾分類實行政府推動、全民參與、城鄉統籌、因地制宜、簡便易行的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劉修文觀察到，在實踐中，生活垃圾分類在一些地方推行效果不盡如人意。他認為，因為生活垃圾分類涉及到千家萬戶，需要全面參與，不宜盲目追求高標準和立竿見影。因此，他建議草案第42條還應增加“循序漸進”原則，以利于把工作做實、做細。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孫建國則提出，第42條應增加“獎懲并舉”原則。他以上海為例解釋到，現在上海實行法規式、有獎有懲的垃圾分類，走在了全國前列；而2000年在上海、北京、深圳3個城市試點時，結果卻都是不了了之。“一定要有獎、有懲，否則推進不了。”孫建國說。

此外，孫建國認為，垃圾分類的設施建設非常重要，包括運輸設施和固定的垃圾設施，政府應在設施建設方面負起責任。“沒有專門設施，垃圾分類根本推行不下去。”

對戰爭遺留的危險廢物、醫療垃圾也應加以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巍指出，此次二審稿增加了很多新的制度內容，包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農業垃圾、危險品垃圾等。不過，多位委員還提出，應當增加武器類危險廢物、醫療垃圾等特殊廢物的相關規定。

李巍提出，應考慮對含有化學武器的炸彈、炮彈、毒氣彈等危險廢物加以規定。他介紹到，這些武器類的危險廢物基本是戰爭期間遺留下來的，給老百姓的生命和健康帶來了了危害和威脅。李巍建議對禁化武國際公約轉化為國內法的問題加以研究，對這一類特殊的危險廢物引起的侵害問題作出規定，以便給國人提出賠償請求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撐。

此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馬志武認為，草案中還應該增加醫療垃圾處理的條款。他介紹到，醫療垃圾具有直接或間接感染性、毒性，如果任其混入生活垃圾，會污染大氣、水源、土地等。

馬志武建議，在草案中對醫療垃圾的處理應明確職責，要有專人收集。比如，處理醫療垃圾要有明顯的警示標識、有專用的包裝物；對于疑似傳染的醫療垃圾，要包裝、密封、專人收集；對暫時儲存也應嚴格規定，一是不能在露天存放，二是存放的時間不能過長等。

全國人大代表張雄還建議，要把固體廢物資源化二次污染的風險防范和問責內容寫入本法。張雄結合自己多年研究固體廢物建材應用的背景介紹到，目前我國的固體廢物資源化主要出路是建材行業，即利用固體廢物制成水泥、混凝土等建材產品。

張雄提到，目前固體廢渣尤其是工業廢渣的利用過程存在“三無”現象：一是無嚴格的標準，二是資源化過程無監控，三是終端產品有害成份是否超標無檢驗。這些將導致固體廢物資源化過程存在二次污染的風險。“當這類產品做成了建筑物，地板、磚墻等，人們就被包圍在廢渣中了。”他認為，按照當前的法律，一旦出現二次污染風險，沒有被問責的主體。因此，他建議，草案中應增加防范二次污染風險以及問責的內容。

建議對電商征收包裝處理費

過度包裝已成為日常生活垃圾的一個重要來源。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宮蒲光建議，應在修改草案中加大關于過度包裝的約束性規定，比如對過度包裝進行處罰，以及對電商開征包裝處理費。

宮蒲光注意到，有些商品體積本來很小，但包裝卻是商品本身體積的若干倍，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垃圾廢物。特別是電子商務，在減少實體商店成本的同時，加大了對社會固體廢物的貢獻。他建議，垃圾處理費的征收可以從電商垃圾開始，隨著電商銷售量越來越大，“向電商征收一定的包裝處理費是理所當然和勢在必行的。”

同樣，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李銳建議對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適用范圍予以適當擴充，比如將汽車、電池和包裝物也作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適用對象。即，除了在生產環節，汽車、電池和包裝物的生產者對產品設計、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廢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的環節也應該對其產品承擔資源環境責任。

據了解，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在綜合考慮產品市場規模、環境危害和資源化價值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對電器電子、汽車、鉛酸蓄電池和包裝物等4類產品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并取得了較好效果。“此次草案第61條中僅規定國家建立電器電子等產品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不足以充分發揮這項制度對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循環低碳發展的重要作用。”李銳說。

呼吁研究制定環境保護法典

此次審議中，有多位委員呼吁盡快啟動制定環境保護法典。據了解，我國已有多部與環境保護、防治污染有關的法律，比如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節約能源法、森林法等。

據介紹，近兩年來，多部防治污染、環境保護的子法進行了修改，比如，大氣污染防治法、環境噪音污染防治法于2018年修改；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于2017年修改。與之相對，環境保護法自1989年制定以來，于2014年進行過一次修改。

“環境保護法作為母法本應該走在前面帶動子法的修訂?，F在很多子法跟環境保護母法相比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孫建國建議，盡快修改完善環境保護法，或者啟動制定環境保護法典。

李巍同樣建議研究論證編撰環境法典。“僅與水有關的就有水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據李巍介紹，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已經形成以環境保護法為統領，以污染防治、自然資源和生態保護為主干的若干環境類部門法、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所組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已有相關30多部法律，具備整合的條件。

李巍注意到，目前這30多部涉及到環保類的法律之間存在分散甚至不一致的情況。比如，由于制定法律的部門考慮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同一件事、相似的事可能會有不同的法規、標準。他強調，體系化的系統建設會有利于法律更符合實際，更好執行。

孫建國也指出，法律碎片化容易導致部門利益化在實踐中出現矛盾沖突。他提到，生態系統是統一的、有聯系的、循環的，這種內在統一的規律性正是開展環境法典研究和論證的基礎。